1.共享美院是不是

2.成年人哪有诗和远方?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3.车里的鱼腥味怎么去掉?

4.袁振英的人物履历

5.高尔基是谁?有哪些主要作品?急需!!!!!

汽车生活报,汽车生活报社 杨梅

1995年以前,在郑州报业独霸天下的是郑州市委机关报《郑州晚报》,基于党报和生活报二者之间的定位让它几年内达到了年广告收入近1个亿,一座高层大厦拔地而起。但好景不长,1995年8月《大河报》(前身叫《大河文化报》)闯入市民报市场,坚持平民化的办报方向,并以舆论监督见长,典型的就是轰动全国的“张金柱肇事逃逸案”,发行量陡增,曾达到将近80万份,《郑州晚报》虽屡次改版,但再没恢复元气。

2002年5月底,《郑州日报》恢复出版,承担党报职能,《郑州晚报》针对《大河报》在郑州的市场全新改版成为都市报,来势汹汹,第一天就出156个版,日均48个版。从郑州本土报业市场来看,当时,新《郑州晚报》一面市,即以咄咄逼人姿态将郑州报业推进到了“厚报时代”。

《郑州晚报》经过两年的竞争角逐,依靠前卫醒目的编排方式,大容量的本市新闻、国际和体育新闻,以及绚丽多彩的新闻取胜,广告收入曾经达到8000万元,计划要突破1个亿,已经稳居郑州报业市场第二的位置。《郑州晚报》的优势是90%以上的报纸发行都在郑州市区,但由于其在郑州核心商务区的发行量拼不过《大河报》,本埠广告依然无法较量《大河报》。 关于发行量,郑州的几家报纸,为了自身的宣传需要,普遍存在拔高发行量现象。如大河报号称“全球百强,发行百万”,今报说自己“创刊三个月,发行40万”,郑州晚报说自己“56年品牌,56万发行”。但几家报社的负责同志在谈到各报的发行量时,都是有意扩大的量,减少别人的量。

来自南京的一家药品企业,因为要在河南打市场,前期派一部门经理在郑州报业市场考察了一个多月。通过调查广告公司及印刷厂,对各报的发行量、发行人群、影响力进行详细调查,也得出了比较翔实的数字。综合分析后,认为省会几家报纸的相对有效发行量为:大河报65万左右,郑州晚报25万以下,东方今报20多万份。河南商报不足20万。

这样看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河南,《大河报》发行量是第一,《郑州晚报》是第二。但根据实际情况看,郑州市面上的都市类报纸期发行总量不会超过70万,这个覆盖率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并不算高。郑州报纸的零售量也太小,不足发行总量的20%。同时,《大河报》虽然在郑州市区的发行量以30万份而占据绝对优势,但在广告商最看重的核心商务区,大河不占压倒性统治地位。

作为后进者,《郑州晚报》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其90%以上的报纸发行都在郑州市区;但在郑州的第一大区,也是核心商务区——金水区,《郑州晚报》的覆盖面不如《大河报》,如果能提高此地区发行量,《郑州晚报》将有资本在本埠广告上与《大河报》一较高低。而一场名为“春季风暴”的零售促进活动让业界议论纷纷。《郑州晚报》为抢占零售市场,全面进驻超市、报亭、商业网点等公共场所,周一买报送牛奶,周五送玩具猴,平时买报则有刮刮卡刮奖,结果是《郑州晚报》号称郑州市区发行第一大报,发行量据称比上年增加了10万份。《郑州晚报》执行总编贡振国认为合理的订阅零售比例应为6:4,而现《郑州晚报》90%是订阅用户,零售市场的薄弱将使其地位未来将十分尴尬。《郑州晚报》为“春季风暴”投进大量资金,希图以此夺取零售市场的优势地位,但由于发行力量的薄弱,零售终端纷纷反映效果似乎不太明显。

鉴于以往的自身教训和南京“报头”拒发报纸事件,《郑州晚报》着力培养自己的“报头”——区域经理,用分区铺摊的办法建发行网络。报社管理20个区域经理,区域经理负责各自辖区的开发新客户、补报等事宜。这对《郑州晚报》在以后的发行及送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得注意的是,报纸的印刷量和发行量及有效发行量是三个概念。印刷量是指在印刷厂开机时的量。印出的报纸有的进入订户手中,有的在报摊销售,会因天气等原因波动。有的刚出厂就被送入废品收购站。发行量是指全部送出的量。有效发行量指真正到达读者手中的量。有的报纸印数大,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出,但没达到应有的阅读效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郑州晚报》的有效发行量远没有起公布的那个数字的效果。比如其2004年末进行的发行战略中,商场购物到一定金额就可以获赠《郑州晚报》若干份的做法,就使其有效发行量大打折扣,因为当时时近农历新年,是购物旺季,有的顾客在购物时一下子获赠来年《郑州晚报》多达10份以上,这是一种盲目追求发行量而忽视有效发行量的一种不当操作。 任何媒体都有特定的传播范围与对象。覆盖域是在制定媒体战略,具体选择媒体时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当媒体的覆盖域基本覆盖目标消费者所在区域或与目标消费者所在区域完全吻合时,媒体的选择才是最合适的。但同时也要明确,媒体的传播对象中,有些受众并不能成为广告主的顾客。因此,媒体的广告对象要讲求针对性诉求对象的准确性。

省会郑州约有600万人口,市区人口300多万。最近几年,郑东新区发展迅速,城市扩容速度明显加快。这不仅带来了发行空间的拓展,同时也带来了广告量的持续增长。《郑州晚报》作为一家地区性的都市报,其受众当然以郑州市民为主,同时涵盖郑州所辖县(市)城区的部分居民。这样看来,《郑州晚报》的覆盖域理论上应该是比较广阔的,但由于其体制问题的制约,《郑州晚报》发行的孱弱,其实际覆盖域受到了很大影响。《郑州晚报》若能走出发行的困窘,依托晚报拥有的市委市政府等行政资源以及区域报纸本身的亲和力优势,《郑州晚报》会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读者群较之《大河报》而言,相对年轻而且很脆弱,忠诚度不够,一旦出现一份性价比更高的报纸,其年轻读者移情别乱的可能性更大。未来时代,该报处于十字路口,其实际有效覆盖域也就充满了变数。 到达率是衡量一种媒体的广告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它是指向某一市场进行广告信息传播活动后接受广告信息的人数占特定消费群体总人数的百分比。在消费群体总人数一定的情况下,接触广告信息的人数越多,广告到达率越高。但是由于广告过多过滥和广告媒体中广告的随意性,导致受众对广告的厌烦心理而躲避广告,造成广告信息到达受众的比率严重下降。传统媒体的到达率已大幅降低。

对于报纸媒体而言,考察其到达率预期发行和送达有极大的关系。《郑州晚报》自从2005年一跃成为郑州市区日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后,由于其发行队伍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报纸的送达情况有点不尽人意。笔者作为其订户之一,连续两个月的报纸都难以及时送达,广播等其他媒体的热线节目总也是常有受众投诉《郑州晚报》没有送达的情况,这对广告主所投放广告的受众到达率是一个极大的影响。当然,《郑州晚报》也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自己的缺点,随着其发行服务的深入,这种问题也已基本得到解决,广告到达率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证。 媒体的权威性对广告效果有很大影响,即“光环效应”。对媒体的选择过程中应注意人们对媒体的认可度。不同的媒体因其级别,受众群体,性质,传播内容等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权威性,比如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电视台的广告相比,前者比后者具有更明显的权威性。广播,报纸同样如此。

《郑州晚报》从2002年改版之日起,就打出了“用新闻纸建设郑州”的口号,作为省会城市一家地域性很强的都市报,《郑州晚报》连续几年一直走贴近平民、服务市民的亲民路子,可谓柔中有刚、刚柔并济,既能做在外地人看来毫无用处但在郑州市民中却颇有市场的服务性实用性信息,又能做承担媒体责任、追求新闻里想的深度硬性报道,这使其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所以,《郑州晚报》在一部分市民中有较大的权威性,能得到较好的认可,这也为其广告份额的扩大奠定了基础。 《郑州晚报》改版后,十分重视分类信息广告,重视为中小企业服务,把此类广告当作晚报广告的核心竞争力来打造。晚报以稳步上升的发行量,偏低的广告折扣,占据了中低端广告市场的一席之地。其广告的占版率也在逐渐提高,也能经常达到30%以上。据传,《郑州晚报》时常有新闻为广告让路的事情,这说明随着发行量的扩大,广告量有所上升,广告占版率也随之提升了。

但事实是,《大河报》牢固地占领高端广告市场,折扣率始终保持在8折。《大河报》的广告占版率远远高于同城对手,通常保持在40%以上,最高时可达60%。为了应对低端市场冲击,《大河报》也着手加强信息类广告,通过整合栏目、开设新栏目、格式化调整、增开新的营业网点、加大优惠度等系列措施,使信息类广告年增幅达30%。这对《郑州晚报》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郑州晚报》的品牌效应要远小于同城的《大河报》。 《郑州晚报》的受众主要集中在郑州市区。与大多数中西部省区一样,郑州是河南绝对的经济中心。加之郑州恰好处于河南省的地理中心,随着河南交通网发展迅速,从郑州到大部分县市的车程不超过2个小时,形成了一个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圈。经济中心与地理中心的重合,吸引了大量的外埠大宗消费,这也部分拉动房地产、汽车、卖场和医疗广告。

2004年,郑州市生产总值达到1375亿元,比上年增长15.5%,人均生产总值19542元。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58.7亿元,增长16.4%,比计划高5.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5%。生产总值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居民购买力的提高,这为广告主投放广告产生的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

另外,青年人、在校大学生也是《郑州晚报》的一个较大的受众群体,这些人是《郑州晚报》零售额上升的主要因素,因为《郑州晚报》自2002年改版以来,一直以其文体、国际和版的新闻吸引着青年人和大学生的目光。

市民群体、青年群体和大学生群体也是郑州市区消费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但由于我省总体经济水平的影响,这些群体的总体购买能力较发达省份偏低。何况《郑州晚报》并没有一枝独秀吸引这些受众中的大多数,《郑州晚报》的广告效果也没有达到最大。

共享美院是不是

王艺轩,本名王朝东,男,壮族,1987年9月3日(农历7月11日)生,字艺轩,号瑟雨,又号山中墨人、山里人,小名东东、寒冰,曾用名王茂均,广西南宁人(老家武鸣宁武东王),专业:艺术文科。五岁开始接触书法、国画,因书画的需求,后与文字有染。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作家、书画家、设计师、策划师。广西金兰文联会主席,中国国际艺术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南文学主编,艺轩书画馆馆长,艺轩教育培训机构总裁,艺轩文化总裁,艺轩茶叶总经销,青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百色市云山诗社社员,南宁诗词学会会员,广西青少年书画学会理事,四川省绵州诗联网驻站作家。做过书画老师(一个月)、设计员、企划主管、策划总监、设计总监,现为一家文化公司和礼品公司负责人之一,并为深圳某电子公司企划部长。2009年曾通过火车、汽车、徒步等从最南端到最北端,再到最东端和最西端,历时一年,差不多踏遍中国版图。在文学方面著有诗集《一起走过的记忆》、《一起走过的日子》、《青苹果的滋味》、《底心的年华》、《王朝东诗便条》、《王艺轩诗选》》、《向往绿意》(在创作与待创作诗集有《那年花事集》、《我的壮家人》、《宝宝诞生集记》);以及著有长篇小说《流浪的小孩》、《我的大学》、《我的风流史之给自己一两力》、《最后一两力留给自己》(在创作与待创作小说有《三年,只为等一个缘字》、《美在绿城》、《飘在深圳》、《我的女子军团》、《诗人与女人们》,剧本有《2020,原始社会》、《抗霸子》)。在书画艺术方面著有书画册《青春恰好》(待创作书画册《在路上》)。有诗歌、散文、书画、小说等作品散见于《灵水》、《云山鉴水》、《云山诗刊》、《诗友》、《绿野》、《南风报》、《靓丽诗韵》、《寻道》、《南国早报》、《葵花》、《半坡人》、《当代生活报》、朝阳市《作家》等省市刊物。有作品被《华语作家网》、《中国作家网》、《靓丽风景线》、《南国早报网》、《广西新闻网》、广西大学《空谷校园》、《世界华人少年作家网》、朝阳市文联《作家》等收录或发表。2008年12月主编(以及排版和封面设计)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校园首期刊《绿野》,2008年12月主编、设计萧萧散文集《遗失的美好》,至今主编有七期校园期刊。2003年创建“朝阳文学社”,发展会员40余人;2004年9月担任“翠屏文学社”社长;2007年7月创建“弄朝诗派”。在其期间编辑出版有文学专刊二十四期;校园作品集《打开心灵的枷锁,感受一片艳阳天》一部,至今发表诗歌有《校园随想》、《依旧对你惦念》、《昨夜的我》、《如果有一天》、《思明湖畔上的那一棵树》等272首,散文有《另有一番滋味》、《校园思恋》等34篇。至今在诗书画方面,共获得省级以上奖项80余项,县市级以上160余项。

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作家、书画家、设计师、策划师。五岁开始接触书法、国画,因书画的需求,后与文字有染。广西金兰文联会主席,中国国际艺术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南文学主编,艺轩书画馆馆长,艺轩教育培训机构总裁,艺轩文化总裁,艺轩茶叶总经销,青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百色市云山诗社社员,南宁诗词学会会员,广西青少年书画学会理事,四川省绵州诗联网驻站作家。

1987年9月3日(农历7月十一)生于广西南宁武鸣宁武东王。

1992年——1993年,开始接触书法、国画。

1994年——1999年,期间的书画艺术启蒙于邻里街坊,书法方面主要临摹“两王”书帖,其次临摹“欧体”、“颜体”、“柳体”。画画方面主要国画、儿童漫画。

1994年9月——2000年7月,就读于东王小学。

2000年9月——2003年7月,就读于南宁宁武二中。

2000年——2003年,师从宁武二中林清老师学习水彩、色彩、素描等。

2003年9月——2006年7月,就读于南宁锣圩高中。

2003年——2006年,师从锣圩高中吴晓松老师学习水彩、色彩、素描、国画、图案基础等。

2004年11月,高中校运会三级跳远第二名。

2004年11月,高中校运会800米第二名。

2005年11月,高中校运会三级跳远第一名。

2005年10月——2006年8月,师从广西艺术学院罗斯德教授学习书画艺术。

2005年,师从黄德平,与其进行诗词方面的创作。(黄德平,南宁市诗词学会会长。)

2006年9月——2009年7月,就读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

2006年9月,师从水彩画名家刘少华,与其学习水彩、色彩。(刘少华,北海人,广西科技书画院画家、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授、广西著名水彩画家。)

2006年10月,从师于劳廉先,与其进行诗歌、散文等文学创作。(劳廉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西作家学会会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党总支书记。)

2006年12月,师从于广西书法家协会曾宪高老师学习书法。(曾宪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南宁市书画家协会会员。)

2007年1月,在院第九届运动会荣获三级跳远第一名。

2007年3月,获院级奖学金。

2007年3月,师从钢笔速写大师、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罗克中教授,与其学习建筑速写、风景速写。(罗克中,广西著名钢笔速写大师、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授。)

2007年5月,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孙祝,与其学习中国画。(黄孙祝,福建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大师、广西科技书画院院长。)

2007年6月,师从书画家梁万淇学习书法、篆刻。(梁万淇,钦州人,广西科技书画院院长、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授。)

2007年6月,荣获“体育积极分子”和“文艺积极分子”。

2007年7月,荣获“江西诗歌比赛二等奖”。

2007年8月,结义金兰于贾星研,与其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贾星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建平文联秘书长、辽宁朝阳市作家协会理事、就职于中共建平县委宣传部。)

2007年9月,完成第一本诗集《一起走过的记忆》。

2007年9月,师从于书画家方浩园学习书法。(方浩园,广西科技书画院副秘书长、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南宁市书画家协会会员。)

2007年12月,荣获院第十届运动会三级跳远第三名。

2008年1月,获得院级奖学金。

2008年1月,荣获青少年书法比赛三等奖、青少年绘画比赛二等奖。

2008年3月,完成第二本诗集《一起走过的日子》。

2008年5月,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书法奖和诗歌奖。

2008年5月,获第七届全国少年之星创新作文大赛金奖。

2008年5月,世界华人青少年“中华情”主题写作大赛银奖。

2008年5月31日,广西大学空谷文学最佳人气奖。

2008年6月,第六届“火鸟杯”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大赛中国画青年组金奖。

2008年6月,奥林匹克国际青少年儿童书画大赛书法青年组铜奖。

2008年6月20日,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铜奖。

2008年6月23日,第六届天才杯全国青少年作文大赛二等奖。

2008年6月,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

2008年8月,首届中华鲁迅文学大赛铜奖。

2008年8月,作品《绿意让我们没有距离》刊登在《诗友》08年第四期。

2008年9月,荣获“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文学征文二等奖。

2008年10月,荣获“和谐中华”首届全国书画作品展入选入展奖。

2008年11月,第九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

2008年12月主编(以及排版和封面设计)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校园首期刊物《绿野》杂志。

2009年5月,获第八届全国少年之星创新作文大赛金奖。

2009年7月,在青岛创作小说《流浪的小孩》及书画册《青春恰好》。

2009年8月——2009年10月底,在辽宁朝阳建平创作小说《流浪的小孩》及书画册《青春恰好》。

2009年9月,完成第三本诗集《青苹果的滋味》。

2009年10月,分别去往北京、天津创作小说《流浪的小孩》及书画册《青春恰好》。

2009年10月,山东省“齐鲁国际诗歌网”与山东青年诗歌协会联合举办“和谐中国、全民全运”2009济南全运会征文荣获优秀奖。

2009年11月,在江苏苏州创作小说《流浪的小孩》及书画册《青春恰好》。

2009年12月,碧野半月圆 第十三期采用诗歌《我的方向》。

2010年1月,回到南宁,并完成了书画册《青春恰好》。

2010年2月,完成小说《流浪的小孩》。

2010年3月,构思与创作小说《我的大学》、《美在绿城》和**剧本小说《2020原始社会》、《抗霸子》,以及开始创作第四本诗集《底心的年华》。

2010年4月,和人民文学副主编邱华栋、民族文学主编助理杨玉梅参与中国壮乡三月三歌圩。

2010年6月26日——6月29日,应区党委宣传部的邀请参加广西优秀青年精英上海世博学习之旅活动。

2010年8月8日,荣获广西百佳华百货员工篮球比赛男子组冠军。

2010年8月下旬,荣获深圳百佳华百货成立十五周年征文二等奖、书法三等奖。

2010年9月,《百佳华》杂志第三期刊登组诗《佳华,对你的颂歌唱不完》。

2010年10月10日,完成诗集《王艺轩诗选》。

2010年10月10日,佳华信息报第205期刊登新闻稿“庆祝深圳百佳华百货成立十五周年暨广西百佳华百货举行供应商联谊会”。

2010年11月1日,构思待创作小说《三年,只为等一个缘字》、《飘在深圳》;诗集《那年花事集》、《向往绿意》。

2011年6月,与未满等人编排《中国诗人村》首期刊。

2011年7月,在湖南参加中国诗歌研讨会暨曾国藩故居200周年纪念。

2011年1月荣获并入编《中华文学》2010年度 诗百家。

2011年1月,应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的邀请,以李宁和区党委的身份为广西优秀青年精英上海世博学习之旅活动一书写序。

2011年12月出版第五本诗集《王艺轩诗选》。

2011年11月入编和收录《湿地》诗刊。

2012年3月第二次印刷出版第五本诗集《王艺轩诗选》。

2012年5月作品《秋叶》入编和收录《深圳80后诗选》。

2012年8月创作完成小说《我的风流史之给自己一两力》。

2012年9月参与深圳红荔书画馆组织的爱从深圳出发第二十九回——情系滇西北学子爱心活动。

2012年10月《在每一个宁静地夜》荣获观澜文学优秀奖。

2012年11月《每一个宁静的夜》《我的方向》《我有一个简单的梦想》《如果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如果我不爱你》《殇》等七首入编和收入 陇东文学。

2012年11月参加东莞茅台典藏酒会,结识冯小刚的编剧黄钰贤,黄钰贤并想收其为徒。

2012年11月构思开始创作小说《我的风流史之飘在深圳》。

2012年12月,构思创作第二本书画册《在路上》。

2012年12月,创作完成第六本诗集《向往绿意》。

2012年12月15日,应邀参加书画家、大慈善家黄南美先生86大寿。

2012年12月31日,深圳青年诗人迎新诗会。

2013年4月,参与中国壮乡三月三歌圩。

2013年第九期诗百家精选入选《秋天趟过我心中的河流》

作品入选《中华文学》2010年度诗会特刊诗百家专栏

第六届“虞姬杯”全国征文大赛散文小说组入选《北京随想》

香稻诗报2011年冬季刊入选作品六首

《深圳80后诗选》入选诗歌《秋叶》

有诗歌入选“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专题文选集

《我的方向》《午夜,我写诗了》入选《中国青年诗人精选集》

第三届中华校园诗歌节教师组三等

2013年,第三届中华校园诗歌节教师组三等奖

2014年,龙华新区文化节征文三等奖

2014年,多幅字画被中国集邮收集发行邮票、明信片等

成年人哪有诗和远方?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截止2018年11月8日,共享美院尚未被认定为传销。共享美院为广州新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旗下招商项目。

2018年9月28日,新美阅时尚百城万店品牌发布会在广州云凯酒店隆重召开。

业内众多大咖级嘉宾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意向客户出席了本次发布会,共同见证本次美业顶级盛典,数位特邀嘉宾就企业的发展规划作出了精彩的发言。

新美集团是一家立足于实体连锁经营,业务涉及互联网、教育培训、共享美院及个人形象塑造等板块的新兴产业集团,旗下囊括医美整形医院、星途网红整形院。

新美集团致力于打造新时代下共享实体经济,旗下“阅时尚”以实体加互联网为理念,打造众创手艺人创业平台,帮助众多手艺人拥有自己的品牌,实现财富梦。

扩展资料:

企业信息查询方法:

一、打开百度搜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二、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搜索框输入“广州新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点击搜索。

三、点击搜索出的结果暨广州新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通过搜索可知,该企业为正常存续状态,未列入经营异常目录,不属于传销。

大众生活报网-新美阅时尚百城万店品牌发布会

车里的鱼腥味怎么去掉?

傍晚我照常去后山上那条土路散步,偶有经过的汽车扬起地上的尘土漫天飞扬,我避之不及。鸟在枝头雀跃歌唱,风静静地吹,荒草摇曳着身姿,松树依然郁郁葱葱,天蓝得没有一丝杂质。

掏出手机,随手一拍美得像幅油画,脑海里想起顾城的诗来:“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突然发现自己以前对于“诗和远方”的理解过于狭隘了,总以为诗和远方要去远方寻找,所以一次次从自己住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待上一阵子,但往往很多时候带回来的只有一些游客照,心灵上的幸福感很快就被琐碎的生活吞没了。

老曹在上海开了十几年出租车,他熟悉这座繁华都市的每条弄堂街道,每天早上六点就出车了,在汽车尾气里奔波开来,直到早上八点多才能回到远在郊区的民租房里。妻子在厂子里上班,早上八点出门晚上十点才能回来。

成年人多数是善于说谎的,藏起了生活里的不易对生活报之以歌。老曹哼着小曲,炒上一盘花生米,喝点小酒,乐呵着。家里老父亲打来电话问他累不,老曹打着哈哈说不累,挂了电话眼皮开始打架。

我问老曹,他心里的诗和远方是啥?抬了抬头,操着一口河南话问我:“说啥嘞?生活总要继续,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嘛!”说完,老曹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嘎嘣脆,晒黑的脸出租屋的灯光下显得更黑了,又张着嘴哼着歌。哪天你要在街头向老曹问路,说声“谢谢”,老曹定露出一口大白牙跟你说:“勿可七。”

农村的我们父辈的大多数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像他们生下来就像树桩一样扎根在那个村庄里了。他们也不懂诗和远方,他们的诗和远方就是稻子收成好、一家人平安健康。虽然没有涉足过远方,但并不妨碍他们自在安然地生活,并不妨碍他们感知幸福。

前阵子看《冈仁波齐》,当看到他们匍匐在地上磕出第一个等身长头,我瞬间泪流满面。为了心中美好愿景即使风餐露宿也在所不惜,这是他们的诗和远方。

漫长的孕期生活有时候单调枯燥得如白开水,总有人问我无聊不?说实话,看见别人晒的出游的美食美景,我还真有些羡慕嫉妒。不过无聊还真算不上,我会给自己找乐子啊。

晒晒太阳、看看书、逗逗狗、练练字,没事鼓捣一顿美食犒劳下自己感觉日子过得一天快似一天。毕竟是成年人了,不能总要求别人围着自己转,每个人都在努力地生活,总要学会调剂自己的生活。如果把生活比喻一堆杂草,那么总得扒开野草探个脑袋出来透透气。

太阳就要下山了,迎面而来的汽车扬起尘土扑了我一脸,虽然心里很想骂娘。不过我又得哼着小曲回去给那些鸡啊狗啊当“铲屎官”了,又该生起火来张罗晚饭了。

袁振英的人物履历

去除鱼腥味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把苏打粉2KG,用塑料盒装好,不要盖上,放入后厢,大约三天内可以吸干净。

2、先给车来个彻底的清洗,把污水都冲掉,然后去超市买些袋装的活性炭或木炭(一般的超市都有,而且不贵)放到车里。平时在保证车子安全的情况下,将车门的四个窗子都打开个小缝,既有利于车辆通风,又能排除异味。

3、到洗车店把车子从里到外,冲洗一下车子里放一罐清晰剂,气味很浓的哪一种。

扩展资料:

面对车内空气污染,大部分人会想到用空气清新剂或香水来掩盖车内异味,事实上这种方法对付车内空气污染根本无济于事。首先,许多空气污染物具有无色无味的属性,嗅觉感受不到,仅仅掩盖气味属于治标不治本;其次,很多劣质清新剂本身就含有挥发性的污染物,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污染。

1、 开窗通风

通风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经常开窗通风可以有效的减轻车内的甲醛、苯等有害物质,减轻车内的异味。但需要注意,如果空气不好,车内会进入更多如PM2.5这类有害颗粒。

2、及时拆除新车上的塑料包装

新车最好及时将塑料包装拆除,这些保护膜会导致残留在塑料下的异味气体不能散发,而且塑料本身也会产生有害气体。

3、放置固体活性炭

放置活性炭是除甲醛和异味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吸附能力强,体积小,可随意摆放,活性炭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不过活性炭吸附能力有限,比较容易饱和。建议将活性炭与其他去除车内空气污染的方法一起使用,效果更佳。

4、尽量不要在车内吸烟

尽量不要在车内吸烟,在密闭的轿厢内烟草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很难消散。如果吸烟则需要将车窗打开,空调关上,有利于车内烟味的消散。

5、安装车载空气净化器

车载空气净化器可以高效净化车内的空气,祛除隐藏在车内的细菌。所以想要快速有效的净化车内空气,车载空气净化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车载设备。

参考资料:

新华网---车内空气,居然比雾霾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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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

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

主义者

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

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的原因主要是对***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

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

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

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

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

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

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

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

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

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

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

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

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

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

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

当翻译

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组织。

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

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

去法国留学

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

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

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

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

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

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活动,成为广州***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

1979年1月,因病去世。

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

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

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

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

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

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

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月刊的编辑。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

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

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的发起组。

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

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组织。

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

自评一生有功无过

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

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

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

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

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高尔基

(一)前苏联作家

生平简介

高尔基(1868~1936)——全名:马克西姆·高尔基(Gorkey,Maksim)

苏联作家。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3月16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市一个木工家庭,1936年6月18日卒于莫斯科。

代表作:《母亲》

它描绘了无产阶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塑造了***员工人巴维尔和革命母亲尼洛芙娜的感人形象,被公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崭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

文学创作

1、早期生活与创作

高尔基4岁丧父,11岁起独立谋生,当过学徒、搬运工和面包师。1884年流落到喀山,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次漫游俄国各地,广泛了解民情;其间因参加秘密革命组织于1889年被捕,获释后行动仍受宪警监视 。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不久开始在地方报刊当编辑、记者。1898年出版两卷集《随笔和短篇小说 》,从此蜚声俄国和欧洲文坛。他只上过2年学 ,完全 靠自学成才。

早期创作多为短篇体裁。其中,《马卡尔·楚德拉》和《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作品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对比,歌颂向往光明及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献身的 英雄人物,具有 鲜明的浪漫 主义特色。《 切尔卡什》、《柯诺瓦洛夫》和《因为烦闷无聊》等小说,则着力真实具体描写下层人们的苦难生活,表现他们对现实的愤怒情绪,艺术上属 于现实主义 。收入两卷 集的短篇 小说《读者》和评论文章《保尔·魏尔兰和颓废派》等,还表现了作者一开始就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鲜明的反颓废派艺术立场。

在19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完成的《 福玛·高尔杰耶夫 》和《三人》两部中篇小说,通过较广阔的现实画面,着重揭示青年主人公人生探索的主题。

从1900年起,高尔基参加并主持知识出版社的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了当时俄国大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1901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传单揭露沙皇政府镇压示威学生的暴行,号召推翻专制制度,同年发表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充满革命激情,被认为是“革命的宣言书”;这一年他还受革命政党的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为此第二次被捕、遭流放。

20世纪初高尔基接连写了几部剧本,其中的《小市民》揭露了资产阶级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塑造了活生生的工人形象;《底层》深刻批判对幸福的消极等待思想,剧中的一个人物 宣布:“人这个字 听起来 多么自 豪”《避暑客》、《太阳的孩子》和《野蛮人》三剧则及时揭示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分化,鞭笞抛弃革命理想的人。1905年革命爆发初期,他曾以目击者的身份写了讨伐沙皇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传单,号召人民奋起斗争,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新生活报》和《战斗报》的出版,多方努力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这期间他还发表大量政论,其中《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深刻分析小市民习气的社会根源、心理特征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2、中期生活与创作

1906年初,高尔基秘密离开俄罗斯到美国,在那里宣传革命,为党募集经费。同年在美国写成剧本《敌人》和长篇小说《母亲》。前者通过一个工厂的工人群众同工厂主面对面的激烈冲突,成功地表现了工人阶级不怕牺牲的团结战斗精神;后者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游行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两部作品都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在美国期间,作家还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

革命暂告失败后,高尔基于1906年秋从美国到意大利 ,定居卡普里岛。翌年5月,和列宁 一起参加了在 那里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几年里,他创作了《没用人的一生》、《夏天》和《奥古洛夫镇》等中篇小说,《最后一代》和《瓦萨·日烈兹诺娃》等剧本,以及《意大利童话》和《俄罗斯童话》等一批优秀作品,在此期间,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同当时担任党中央委员的鲍格丹诺夫比较接近,参加了以后者为首的前进派活动,并受其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中篇小说《忏悔》宣扬明显的造神论思想 。当时他发表的一些论文以及专著《俄国文学史》等,也包含不同程度的“观念复合”、“经验组织”和造神论等错误观点。经列宁的批评帮助,他逐渐提高认识,脱离前进派集团。

1921年夏天,因病复发出国就医 ,直到 1928 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1924~192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在从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1928年回国后,高尔基曾两次到全国各地旅行参观,写了长篇报告文学《苏联游记》。1931年起定居莫斯科。晚年的创作中,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等人》和《陀斯契加耶夫等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40年的历史变迁,以一个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壮大。他还发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论文,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4年当选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意大利医生、神经学家、组织学家

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1844-1926),意大利解剖学家、病理学家、神经学家、组织学家。高尔基体的发现者。 曾获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三)高尔基州

州名。现称“下诺夫哥罗德州”。在俄罗斯中部,伏尔加河中游和奥卡河下游。面积7.48万平方公里。人口368.8万(1987),俄罗斯人占94%,余为鞑靼人、莫尔达瓦人、楚瓦什人等。1936年设州,首府下诺夫哥罗德。伏尔加河左岸地势低平,右岸有丘陵,海拔在243米以下,有岩溶地貌。矿藏有泥炭、磷灰石等。温带大陆性气候,1月平均气温-12℃, 7月19℃。年降水量400—600毫米。伏尔加河干流上建有水库和水电站。工业以机械制造(汽车、船舶、机床、电视机)、金属加工、化工、石油加工、电力为主。农业主产小麦、马铃薯、亚麻等。水陆交通便利。主要城市尚有捷尔任斯克、阿尔扎马尔、巴甫洛沃等。

(四)高尔基市

市名。1932年前称“下诺夫哥罗德”。1990年复称“下诺夫哥罗德”。俄罗斯大城市,下诺夫哥罗德州首府。伏尔加河及其右岸支流奥卡河汇合处,市区跨奥卡河两岸。大型河港。人口139.9万(1985)。建于1221年。十六世纪为重要工商业中心。十九世纪中叶造船业兴起。石油、天然气管道运输及水陆交通枢纽,工业以机械制造(汽车和船舶制造等)和石油加工(年加工能力1,800万吨)为主,坦克、飞机、舰艇等军工生产亦重要。北面有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52万千瓦)。高尔基的故乡。有高尔基纪念馆和11所高等学校。

高尔基简介

高尔基(1868―193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城(今高尔基城)。父亲是木匠。早年丧父,寄居在经营小染坊的外祖父家。11岁开始独立谋生,其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旧社会的底层度过的。高尔基早年的不平凡的经历在他著名的自传体三部曲中作了生动的记述。人间的苦难,生活的辛酸,磨练了他的斗志;他在繁重劳动之余,勤奋自学不息。对社会底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体验和深切了解成为他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1892年,以马克西姆?高尔基(意为最大的痛苦)这个笔名,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高尔基早期作品中,最有名的浪漫主义短篇《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描写流浪汉生活的代表作《切尔卡什》,都是在1895年发表的。1899年,高尔基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福马?高尔杰耶夫》。 1901年,高尔基因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而被捕。著名散文诗《海燕》就是他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后写的,他以这篇豪情洋溢的革命檄文,迎接了20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同年,他写了第一个剧本《小市民》,其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革命无产者(革命工人尼尔)的形象。1902年,写了剧本《在底层》,它是作者20年观察流浪汉生活的总结,是高尔基戏剧的代表作。在1905年革命形势高涨的岁月里,高尔基作为战士参加了革命运动,他的住宅成为1905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据点之一。1906年,高尔基最优秀的代表作《母亲》发表了。在世界文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的历史时期。同年,在美国写了描写工人的剧本《敌人》,它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1906―1913年,高尔基因沙皇政府的迫害,侨居意大利,成为一个政治流亡分子。1907年春,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从此,他和列宁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1911―1913年间,写了故事集《意大利童话》。1913年高尔基创作了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 1913年高尔基回到祖国,主持《真理报》文艺栏,从事文化组织工作和文学活动。1916年,发表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二部《在人间》;1922年发表第三部《我的大学》。十月革命胜利后,1925年发表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1936年写的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巨著,这部史诗是高尔基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之一。1934年,在高尔基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高尔基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